方汉奇（1926—），广东普宁人，新闻史学家。1950年毕业于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1951年起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创立中国新闻史学会，出版著作《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等。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新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曾两次获吴玉章奖新闻学一等奖，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7年获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您从事新闻教育工作70多年，桃李芬芳，必感悟颇丰，可否分享几点心得？

方汉奇：传道授业解惑，这是教师需要做的和应该做的事。教师对学生必须全心全意、尽心尽力。教师这个职业是教学相长的，尤其需要不停学习研究，不断更新和补充知识，才能够有所开拓、有所前进，教学质量才能够不断提高。现在学科在不断发展，积累和补充也必须经常地、不间断地进行。我们要积极学习兄弟院校的先进经验，教学工作要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和要求，知识要更新拓宽，教学手段要不断改进，教学艺术要不断提高，教材要持续充实。总之，我们的工作还需要不断地与时俱进。这些，都是我们教师时刻不能放松的。

随着国家的发展，新闻教育事业也有了飞速的发展。新闻教育要时刻关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要和中国新闻事业的实践相结合，要面向中国实践、面向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知识体系。我经常跟学生们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固然存在很多规则和限制，但能够守着条框做出好文章，就是真正的高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学问不是一个人都能做完的，得让年轻人接着做。我作为这个学科一个时间段的工作者，我就站好我自己这班岗。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我很欣慰，好多学生都已成为中国新闻事业的中坚力量。

教育是百年树人的根本大计，是教师值得为之奋斗终生的光荣事业。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我们历经曲折无怨无悔，我们能在其中尽绵薄之力，感到无比欣慰。老师就要发扬红烛精神，燃烧自己、照亮他人，为新闻教育的发展继续努力，不断作出无愧于时代和前人的贡献。

记者：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史学者，您长期致力于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看待新闻和历史的关系？

方汉奇：历史就是过去的新闻，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新闻和历史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它们最主要的共同点就是事实第一性，强调事实的真实。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新闻观是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要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定盘星”，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引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新闻史的研究涉及历史真实的问题，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事求是地去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

新闻史是总结历史经验的科学，是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部分。新闻史很重要，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往往是从一些个案研究开始的，新闻史也是新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新闻学学科建设起到基石作用。新闻的产生是客观的、不以人力为转移的，但是它的传播具有社会性。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史的研究都和政治环境、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由中国新闻史学会牵头、王润泽会长主持编写的《北京新闻史》即将完成和出版。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它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和各个时期的历史密切相关，所以完成这本著作需要投入的时间比较多、难度也比较大，可喜的是即将面世了。

新闻史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很贴近。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以古为鉴、以史为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可以使我们聪明一点、少走弯路，不犯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历史研究总是会考虑到现实的，是可以为现实服务的，应该确立一个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

记者：新闻史研究强调事实第一性，强调必须全面客观辩证分析，您可否给我们举例展开谈一下？

方汉奇：新闻史的研究任务之一，就是从历史中寻找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客观存在着的新闻事业的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事实是第一性的，必须是真实的，不能是虚构的。新闻事实传播需要有载体，但真相在传播的过程中可能会流失，也可能会被篡改。不尊重事实的一切都经不起历史检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北洋政府时期五味杂陈、瑕瑜互见，各种国内外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思想主张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寻求发展。除了负面的事物和观念之外，这一时期也还有不少并非负面的东西。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各种社会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兴政治力量的诞生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军事“北伐”和大革命的发动，兼容并包的大学办学理念和“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学风的建立，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媒体上的文人论政等，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这一时期，都是这个多元化时代的产物。总之，这一时期虽然是军阀混战的时代，但是，教育、文化、经济、社会等领域仍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发展，其间的某些成就是可以载入史册垂之久远的。

具体到新闻史，经常想到的也往往是这一时期发生过的多少家报纸被封、多少名记者被捕杀害的“癸丑报灾”等。但是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是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得比较快的一时期。民办报纸在这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确实有了比较大的发展。资格最老的申新两报和《大公报》《新民报》等，都在这一段时间进入了他们办报历史上的黄金时期。20世纪上半叶影响较大的几家报纸，如北京的《京报》《世界日报》、天津的《庸报》等，都创始于这个时期。中国最早的报业集团出现于这个时期。最早的新闻学团体、最早的新闻教育，也都肇始于这一时期。这些都说明，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事业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新的进展，也涌现了不少新研究成果。吴廷俊最近编著出版的《〈大公报全史〉（1902—1949）》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实事求是地作出辩证的分析，肯定值得肯定的东西、指出他们的局限和不足。这样，对我们今天来说，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历史借鉴。

记者：您从20多岁开始，坚持制作了十万多张学术卡片，这是您积累材料的手段，也印证着史料的积累是治史第一步，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方汉奇：史学研究最宝贵的也是最难获取的就是第一手资料。治史必须把收集整理史料放在首位，现在做历史研究，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第一手材料。特别是有的时间距离太长了，收集材料有困难，很多第一手材料就被湮灭了，没有及时保存下来。没有史料还搞什么历史？没有史料的充分掌握和精细研究、没有对关键史料的考证和甄别是不可能对历史事实作出正确分析和论断的。一切从概念出发先入为主脱离实际游谈无根的做法，都是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大忌。可以说，学术卡片为我绘制了一张纵横交错、宽广绵密的学术地图。做卡片是教学科研使用的一种手段，便于积累、便于分析。这是我念新闻系的时候，著名老记者曹聚仁先生在上课的时候教我们的，我一直坚持下来。我退休后就都捐赠给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新闻史的老师和同学了，希望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

作为新闻史的教学研究工作者，要做到言必有证就必须大量收集占有资料。治学就要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言必有证、无证不信，前辈学者都是这样做的，并非我的创造，我不过师法前人而已。要不沿袭旧说、不盲从，根据第一手材料判断问题。经过考证，正确的就继承，不正确的就予以订正。研究的时候要充分占有材料，要稳扎稳打，要厚积薄发。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把所有材料充分占有了，观点就比较站得住。

记者：每每说到治学态度，您总是强调要十分尊重前人的劳动成果。

方汉奇：是的，尊重前人的成果是治学者必须遵守的最根本的一项原则，我在这方面一直努力身体力行。学术研究不论从规范上还是在实质上都不能是无背景的自说自话，而是与已有的研究成果间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对话关系的。尊重前人的劳动成果，一方面表现为要清楚地了解前人学术进展的程度，以便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开拓、有所前进，以免重复劳动；另一方面则是指要重视学术规范，凡有征引一定要查找原文核对，加以注释，而且力求详尽，有关数据一定交代清楚。我经常讲，“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对同辈人要多借鉴，对年轻人要多扶持，应该有这样的襟怀。在新闻史的研究工作中，对某些新闻史的学术问题、某些新闻史的时间、某些新闻史上的报纸和人物，有不同的评价和看法，都是完全正常的。这些不同的评价和看法，只要言之有故、持之成理，成一家之言，就都应该受到尊重。每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特长，循着自己的研究志趣不断开拓，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创新。

记者：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对于学术创新您如何看？

方汉奇：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学术研究要有一定的新意，而新意来自深入的研究。为了使研究有新意，在研究的具体过程中，要力争做到“六新”，即要考虑怎么样作出新的概括，怎么样作出新的分析，怎么样运用新的语言，怎么样补充新的材料，怎么样提出新的见解，怎么样得出新的结论。

我是非常钦佩北京大学的老校长马寅初老先生的。先生当年曾说过：“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老先生是很有骨气的、很有学术良知的，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很好的榜样。

在研究中，要想有真正创新的见解，就不要迷信权威，应当不唯上、不唯书。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就要去坚持。这既是自信的表现，更是对学术的尊重。搞学术研究不能死守一家之言。许多课题和观点不是一代人能肯定或否定的，所以要允许各家去探讨。学术上互相补充和争鸣，新闻史研究工作才能繁荣。

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您对媒体融合有何见解？

方汉奇：现在公众对信息的需求与时俱进、日益增加，新闻传播的手段也在不断地更新发展。过去口耳相传才能得到信息，现在随着传播手段的现代化，公众只需通过一台电脑一部手机就能了解天下事，全媒体已经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领域，它和公众的关系、信息传播的密切度已经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可以说已经发挥到极致了。我个人微博、微信、邮箱等也都使用过。微信很好，能传语音、能传照片，很方便。手机里的微信好友和微信群也越来越多，有时和学生沟通论文，也时常在微信中进行。

现在是信息时代，全球化无处不在，想自我封闭都不行。在大形势推动下，新闻学才有了比较大的发展。现在我们必须适应全球化的形势，必须适应信息时代的特点，必须促进包括网络、多媒体这些传播手段和传播媒介的发展，让开放的脚步越来越大，使整个新闻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得到全面的发展。

记者：随着数字图书馆、数字档案馆等的建设，现在查阅资料更方便，是不是意味着新闻史研究更容易了呢？

方汉奇：新闻史的研究就是研究新闻事业从无到有和不同时期发展过程的历史，具体来说，就是研究媒体、媒介出现之后的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最新手段包括各种数字化设施的建设肯定会为史料搜集提供便利，但是新闻史研究者在尽可能多地掌握第一手材料后，要想真正推进研究，还需要精准的史学解读。研究新闻史要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伪求真、去芜存菁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结论。挖掘史料是一方面，还需要善于联系历史语境。只有对史料进行综合、印证和分析，联系大小不同的历史语境和历史背景，运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得出的结论才有说服力。同时，问题意识是对史料进行深度解读的有效路径，可以让史料焕发出生命力。从史料的分析中认识历史、从历史的发展中探索规律，才能得出相应的历史结论。

记者：您对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史研究者有何建议和期待？

方汉奇：新闻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给今天的从业者提供了更好的机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闻记者从事的是崇高的社会职业，每个新闻人都应当认识到自己肩上的社会责任以及对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使命，要有自己需要坚持的东西。技术的手段可以多元，但是新闻从业者的政治方向一定要正确，不管面对何种舆论，我们都必须坚决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大力弘扬主旋律。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良好的职业道德、高尚的职业操守、高度的敬业精神也是必不可少。同时，新闻工作者总是在和陌生的事物打交道，因此要不断学习，要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习，努力增强文史基本功，提升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要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新鲜感和好奇心。未知世界无限广阔，需要我们去探索和研究，未来是什么，没有标准答案。而从未知到已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新闻史研究的确要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新闻史研究者要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题目要小、挖掘要深。通过做个案打深井，使研究向纵深发展，避免浅尝辄止、浮光掠影。治史的正确路径是着手个案、超越个案、触类旁通、把握整体。任何事情都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个案都与整体相联系。只有个案研究的水平提高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才能得到提高，也可以多填补点研究工作中的空白，少一点大而全的简单重复。要重视重点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和通讯社的个案研究。对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新闻单位和新闻工作者，应该逐个深入研究。还要开展断代史、地方史、个别领域的研究。研究的天地是很广阔的。有了较深入的个案研究，才能进行必要的定量、定性分析和面上的综合概括。这一类研究，比如《申报》《大公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人民日报》《世界日报》等已经取得很大成果。但是还有不少缺口，还有不少课题有待青年新闻史研究者继续探讨。对于年轻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来说，从个案研究入手也比较容易出成果，比泛泛的面上讨论也更有价值。功夫下到家了，自然会有大量的新成果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