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书”这种曲艺形式在全国各地都很受欢迎，它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为人们讲述着各种故事。而“评书”作为“曲艺”形式的时间并不长，“曲艺”是新中国成立后才提出的一种概念，即中华民族各种说唱艺术形式的统称。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以说为主的评书，在添加程式化的表演形式及固定的演出形式以前，就作为口头文学在民间广为流传。就像我们年幼时听着祖辈讲述的那些民间故事，它们既是口头文学的民间传播，又是属于我们记忆初期的“评书”。后来，人们对评书作出了更加准确的定义，即以故事为主线，以“评”为主体，加以人物表演的艺术形式。自此，我们便以此为标准进行着评书的创作和表演。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都有自己的语言体系、风俗故事、艺术形式，而在漫漫时间长河的积淀中又不约而同地形成了大同小异的评书种类，在北京有以北方语系为基础的北京评书，河北有由西河大书脱胎而出的评书，江南又有吴侬语系的“评话”，广东也有以粤语讲述的“评书”。江西，同样也有属于自己的“江西评书”。

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先有评书，然后再以各地方言来表演，以此逻辑发展成各个地方的评书。如前所述，地方评书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当地的历史文化、生活习惯、地理环境、人文特征等诸多因素影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地方评书又开始有了交汇融合，从而把评书推为一种被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20世纪40年代，相声大师刘宝瑞到南昌献艺，演出了讲述江西文化历史名人解缙故事的作品《解学士》。明朝吉水县有解姓老两口，以开豆腐坊为生，育有一儿。年纪稍长，老两口把他送到私塾。先生为其取名解缙，字洪魁。有一次过年，解缙写了一副对联贴在了豆腐坊的门口，“门对千棵竹，家藏万卷书”，没想到这招来了丞相的嫉妒。丞相百般刁难，解缙随机应变。丞相自以为学识渊博，又把解缙找到府中，想以对对联的方式难住他，没想到小解缙对答如流，反使丞相难堪。丞相文竭技穷，最后不了了之。

此前，《解学士》开篇多写解缙是南京人，但刘宝瑞以正史中所记解缙为江西人开篇，改正了从前作品中的不严谨。后来，1957年“江西艺术剧院”落成，邀请中国广播说唱团到南昌演出，刘宝瑞再次随团来昌，表演《解学士》片段。演出后，有一位老者与刘宝瑞谈论，江西也曾评书盛行，却因年久无人传承，其内容与《解学士》相似，遂请刘宝瑞帮助恢复江西评书。南昌进步青年霍文龙到中国广播艺术团学习期间，经刘宝瑞、侯宝林、殷文硕及中国广播说唱团多位专家商议，最终为江西评书定义：传统江西评书以江西地方方言为播讲形式，融合北方评书表演特点，讲述江西历史故事。

江西评书以讲述江西地方故事和红色经典故事为核心内容，以普通话为播讲方式，同时为体现江西评书地方特色，在专有名词、地方俚语等内容处使用江西方言。刘宝瑞等老一辈艺术家一直很关注江西评书，霍文龙也孜孜学习表演江西评书。后来，霍文龙回到江西，在南昌演出了江西评书《郑板桥传奇》。

长期以来，笔者致力于江西评书的挖掘和整理工作。其实，“评书”在春秋时期即有雏形，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到鼎盛时期。而江西评书最早当为“江西故事”。农闲时，各地延请私塾先生讲故事，后与北方评书相融合，借鉴北方评书的表演表现手法，加上江西当地方言、风土民情、历史故事相结合后形成江西评书。

抗战时期的南昌，军中常有士兵宣讲捷报故事，其中亦借鉴江西评书表演手法。江西评书通常是一个人表演，在演出时，舞台上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上放三件道具：醒木、折扇、手帕。也有的演员不用桌椅和其他道具，自始至终立于台上表演。代表书目有《郑板桥传奇》《许真君制服孽龙》《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等。

后来，由刘宝瑞等曲艺工作者重新定义、发展的江西评书在南昌诞生后，由赣江沿岸辐射至抚河、饶河、信河等广大地区。而江西独特的地理和厚重的历史，造就了江西评书深厚的文化底蕴，也造就了江西评书弘扬红色文化的鲜明特点。如江西评书新作品《南昌起义》，便讲述了1927年8月1日那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往事。

江西评书以改编红色故事、红色经典见长，围绕安源工人运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等，创作了一系列作品。江西评书分为长篇、短篇书目。短篇内容反映时代气息，而长篇评书与北方评书略有不同。北方评书大部分有近百回的篇幅，江西评书多为二十至三十回。

2023年，江西省曲艺工作者积极投入江西评书《南昌演义》的创作中。相信今后的江西评书会在非遗保护艺术中脱颖而出，成为人们喜爱的艺术形式，广为流传。（余际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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