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十年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的主体意识明显增强，建立国际关系中国学派或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在最近的探索和讨论中，学者们较多地关注中国学派崛起和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生成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正当性，对于核心问题的观照则相对较少。诚然，学派和特色的生成不能没有元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和争论，但归根结底还是围绕核心问题展开和演化的。国际关系学中的重要理论，比如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关系主义、世界体系论、依附理论，实际上都是以某个核心问题作为经验基础的。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主要聚焦于“变”与“不变”两类问题，其中，更关注的是“变”。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想要创新，不能“二选一”，而是应同时关注两类问题，只有深入研究挖掘不同问题背后的动静转化，才能增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预见性和解释力。

“变”与“不变”：理论研究的两类问题

大理论的特点是回答大问题，也就是与人类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性或划时代的问题。根据经验基础/研究对象的时空特性，我们可以把这类问题分为两类，其中第一类问题关注“变化”，第二类问题则聚焦“不变”。

第一类问题关注“变化”。所谓“变化”指的是划时代的政治、经济或科学技术等大变革。卡尔·波兰尼于1944年出版《大转型》，捕捉到了“自由市场经济”这一工业文明时代世界政治的历史性变革。在波兰尼看来，自由市场经济并不是一种“自发秩序”，而是一个破坏了前现代社会结构的总体性制度安排，国际共运就是对此的回应。金本位制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工具，存在的基础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本原因就是金本位制的瓦解。

复旦大学教授唐世平把二战视为国际关系划时代的转折点，即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时代稳定进化到防守性现实主义的时代。相比之前，二战后国家数量明显增加。即使是弱小的国家，其领土主权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尊重，武力改变领土分配状况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国际战争数量和烈度大幅下降。

第二类问题则关注“不变”，即聚焦与人类社会的存续相始终的属性、现象和机制。山东大学讲席教授秦亚青提出的关系主义是此类问题的一个典范。秦亚青认为，关系是人类社会和国际关系的本质，国际关系由持续维持的关系形成。相应地，国际关系行为者也是处于关系中的行为者，所以过程——运动中的关系——是国际关系的本体。因此，在国际关系中，行为者的行动首先取决于关系。不仅如此，关系并不排斥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因为理性是关系的一种类型，可以称之为“关系理性”。

关系主义代表了“不变”的第一种亚型，即社会根本属性。前景理论则属于“不变”的另一种亚型，即人类的本性。这个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人在损失域中倾向于冒险而在获得域中倾向于守成。实际上，该思想表明，人在危机中“患失”多于“患得”，体现了古老的中国智慧。对于同样数量的资源（禀赋）而言，丧失的痛苦显著大于获得的快乐。这个发现根植于人类的基因，是人类百万年来演化的结果，不存在个体差异。前景理论在外交决策尤其是危机决策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应用，既是对主流理性选择理论的有益补充，又与理性选择理论合流。

上述两种类型的理论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存在交集。美国学者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被学者批判为静止和僵化的理论，阉割了中世纪以来的西方政治史，比如所谓（主权）国家是最重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体这个假定，就不符合中世纪欧洲的政治现实。不仅如此，虽然沃尔兹本人承认“均势”是西方世界横亘千年的国际政治规律，但是其理论的经验基础恰恰是冷战前期和中期两大阵营之间的和平。纵观近代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史，这个历史阶段的和平尽管以结构性暴力为前提，但实属罕见，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国际关系学者为何更加关注“变”

在“变”与“不变”之间，国际关系学者压倒性地选择了关注“变”。世界政治中的变化既是应用对策研究关注的焦点，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主要经验来源。不仅如此，变化还是国际关系议题兴起的强大驱动力。如冷战的终结标志着国际关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以往被两大阵营的对峙所压抑的国内冲突强势爆发，取代国际冲突成为国际安全研究的焦点，迅速成长为国际关系学一个显赫的子学科。再如，进入21世纪，恐怖主义研究的快速崛起，在较大程度上是由于“9·11”事件对世界政治产生了强烈震撼。

国际关系学家关注“变”或“不变”，既是个人偏好，也折射出学者们在世界观和认识论上的差异。沃尔兹在回应批判时指出，人类的政治生活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但其中绝大部分变化都是微不足道的。相比之下，那些千年不变的政治规律才是国际关系学家应该关注的重点。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关于国际制度形成和作用的辩论中，有力地捍卫了现实主义的基本信条。他认为，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政治信念千年以来从未衰落，冷战的终结只是人类政治史的一个小片段，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一事件证伪了现实主义。冷战后北约的持续东扩就是对现实主义强有力的经验支持，我们无从断言现实主义已经衰落。

相反，有学者强调，国际关系学的重要理论往往基于对人类政治生活重大变化的反思和追问。从历史上看，此类变化往往是灾难性的，比如两次世界大战。过去200年，世界政治的一些基本事实发生了变化，包括权力的本质和经济生活的结构。变化加速并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和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例如，通过技术变化和扩散所实现的权力扩张对世界政治正在产生怎样的影响；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国际关系是否实现了实质性的进步，如果是肯定的，那么进步实现的原因是人类智识的发展，还是人类道德的提升；世界各大国的社会结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如何影响到国际关系；跨国关系网络和非政府组织如何影响到国家治理。

两类问题融合助力理论创新

尽管国际关系学者在选择进行理论创新研究问题的时候，更倾向于从“变”中获得灵感，但对于正在为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理论知识体系而努力的中国学者而言，其关键并不在于选择关注“变”还是“不变”，而是应融合两种类型的问题，在长时段中，提取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信息，并加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中国学者而言，与短时段中变动的政治和社会现象相比，长时段中的划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现象往往更具理论启迪意义。当然，喜欢和追求变化是人的天性。相比隐藏于人类社会和政治生活下的那些亘古不变的“潜规则”，日新月异的变化更能吸引学者们的注意力。国际关系理论从来不缺“变”的素材。对层出不穷的变化的描述和解释，也的确促进了国际关系知识的增加，并为外交决策作出了难以替代的贡献。但要实现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还需要甄别真变化和假变化，并在此基础上锁定那些划时代的深远变革。

总之，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要实现质的飞跃，必须同时致力于“变”与“不变”两类问题的研究，尤其应该深入挖掘人类政治和国际关系史中那些稳定存在的属性、现象和规律。中国有着漫长的文明史，孕育了丰富的政治智慧，对此，《史记》《战国策》等历史文化典籍都有着丰富的记载，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研究大理论的重要资料。同样，变化中的世界亦蕴含着丰富的划时代的大问题，如人工智能、全球产业链布局、全球南方等都是世界政治中出现的新变量和新问题。其中哪个或哪些能够对国际关系产生全局的、深远的影响，考验着学者们的判断力和洞察力。面对人类面临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意蕴深刻的世纪性命题，只要能够阐发出这个命题的具体含义，就有希望创造出具有强大预见性和解释力的国际关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