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赋予粤港澳大湾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的全新定位，这是审时度势的战略部署，也有深厚的理论渊源。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实施过程中需从制度、产业、科技、人才等五个方向协同发力，从制度型开放畅通经济外循环，打造高端产业“聚集地”，着力发展科技创新“策源地”、建设高端人才“蓄水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明确建设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的实施路径，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湾区范式”。

积极培育制度创新“试验田”

以香港为重要窗口，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引领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以制度型开放畅通经济外循环。香港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作为自由贸易港和国际金融中心，拥有完善的国际营商环境和规则体系，在知识产权保护、国际仲裁、医疗、教育方面全球领先。因此，香港税收、贸易等规则最容易被国际社会接受，是中国规则“走出去”的便利通道。特别是近年来香港已经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正处在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未来亟须探索香港与内地规则上的最大公约数。例如依托香港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与监管制度，深入实施南沙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加快南沙（粤港澳）数据服务试验区建设，最大限度便利服务贸易企业开展跨境服务业务等，以“制度型开放”畅通中国经济外循环。

发挥深圳先行示范区以及四大平台先行先试制度优势。一方面，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享有特区立法权，可以通过立法保障改革、推动改革、规范改革，利用法治先行布局，为自主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例如深圳利用特区立法权，在无人驾驶领域走在了全国前列。另一方面，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平台先行先试的功能，有助于“以点带面”发挥高水平开放的制度优势，不断取得新突破。例如以南沙为平台，依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建设“湾区硅谷”，构建“港澳成果+南沙转化+湾区应用”的开放型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增强南沙航运、贸易、金融等枢纽能级，携手港澳共建大湾区航运联合交易中心。再如以前海为平台，创新深港之间的金融、税收与法务合作，探索跨境保险通等新的互联互通模式，充分发挥先行先试制度优势。

持续打造高端产业“聚集地”

借鉴世界湾区经验，以城市为单位打造分工明确、协同发展的产业布局体系。国际湾区重要实践经验就是立足于核心区和外围区的比较优势，建立产业分工雁阵布局体系，发挥产业链上下游环节之间的协同效应和外溢效应。例如旧金山湾区内，核心区硅谷以信息技术行业的高科技企业为主，汇聚了谷歌、苹果、英伟达等科技巨头；外围的圣何塞市则依托风险投资产业和高等教育产业为硅谷的创新创业输送资金和人才，奥克兰则以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为主，为硅谷的高科技产业提供各种原材料、中间品以及产品输出服务。由此，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可以借鉴国际湾区经验，把握“珠三角制造业强、港澳服务业优”的产业格局，持续推动城市间产业融合互补。具体说来，一是四个中心城市要按照“广州——全球商贸中心、深圳——科技创新中心、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定位，强化核心产业优势，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广州、深圳双城联动，发挥国际大都会城市引领作用，补齐商贸物流等基础设施短板；港澳积极融入湾区建设，发挥其金融、教育、贸易、专业服务等领域的优势。二是东莞、佛山、惠州、珠海、中山、江门、肇庆等城市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对接中心城市优势产业链，从垂直分工逐渐迈向多链融合协作。其中莞佛珠等城市积极吸引电子信息、机械和精密设备高端产业落地，其余中小城市积极培育配套和协同产业。三是大力建设粤港澳合作的平台载体。横琴积极引进高端制造、中医药、文旅会展商贸、现代金融企业；前海对港澳扩大教育、文化、医疗、金融、法律等服务领域开放，加强与港澳的交通、通信、支付规则衔接；南沙开展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数字经济、海洋产业粤港澳合作，设立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等等。

把握科技革命，人工智能、电动化等产业革新浪潮，打造世界一流企业，“以点带面”增强湾区产业竞争力。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微观企业主体的作用，而世界一流企业往往在产业发展的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和关键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不仅影响产业的规模体量，更引领技术的变革。产业发展得好不好，事实上等同于相关产业的企业强不强，有没有绝对话语权，有没有全球品牌竞争力，有没有创新技术的引领力。目前，大湾区内的头部企业在国内处于一流水平，为产业链供应链升级奠定了先发优势，华为、大疆、腾讯等9家广东企业PCT专利申请量入围全球企业50强，占全国入选数的近70%。但湾区内头部领军企业在发展质量、品牌价值和国际化竞争等方面与世界一流企业存在明显差距，因此，为推动产业升级，打造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粤港澳大湾区需要在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精密仪器、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培育世界一流企业，给予更多政策倾斜，发挥其产业带动能力，助力构建富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设立一流企业培育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头部一流企业培育的分级指导和协调，鼓励一流企业依托产业链、产品链和供应链织链成网，构造产业生态集群。

着力发展科技创新“策源地”

对标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大湾区自主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还需持续提高，科技创新资源整合还不够。未来仍需进一步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形成推进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

推广全过程创新生态链等改革创新举措。202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文推广深圳经济特区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47条“深圳经验”），其中“‘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居于首位。在大湾区范围内推广“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改革创新举措，有助于大湾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进而更好发挥新发展格局中战略支点的作用。例如基础研究领域，依托大湾区已布局的散裂中子源、人类细胞谱系、冷泉生态系统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实施大科学工程，加快在高能物理、生物医药、海洋科学等国际科学前沿领域抢占制高点。

强化企业创新激励，完善创新支持市场体系。一方面，要认识到企业是创新的主体，通过提供财政资金支持、税收优惠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激励企业增加科研和技术创新投入，培育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另一方面，要把握当前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时机，以“深交所、港交所、广期所”三大全国性交易所为核心，将大湾区打造成科技投资的热土，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流向创新领域。一是加快企业上市进程，继续实施广东科技企业“全链条培育计划”以及深圳“星耀鹏城”、广州“领头羊”、东莞“鲲鹏计划”、佛山“添翼行动”等政策举措，助力大湾区上市企业扩容提质。二是发挥好大湾区政府引导基金的引领作用，支持各市及所属区县的政府引导基金设立产业子基金，重视撬动社会资本，培育发展“投早、投小、投科技”的风投创投产业集群。三是在深港“十八条”基础上，完善大湾区风投创投机构“募投管退”全流程全生命周期扶持政策，支持科技金融机构跨境联动，打造全球创新资本顶级载体。

加快建设高端人才“蓄水池”

完善大湾区世界一流大学与科研机构体系。基础研究是科技进步的根源，而基础研究的人才又往往来源于大学和科研机构，因此大湾区要形成更多的世界一流大学与科研机构。从全球来看，拥有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地区与创新活动活跃的地区往往在地理上是重合的。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拥有若干世界知名大学，但受限于历史、发展路径等因素，“硬科技”领域短板明显，科研机构的实力明显不及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城市群。未来有必要通过做强现有高校、推广跨境（含粤港、粤澳）联合办学、校际合作等手段，采取引进领军级学者和搭建高水平实验室、工程中心等创新载体等措施，增强大湾区教育科研实力，促进大湾区高水平人才培养。同时，利用好大湾区产业优势，支持大学、科研机构与科技型企业合作开展人才培养，助力企业研发机构实现能级跃升。

探索新型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建设新型产业研究院。举国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在国防安全、经济发展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市场化的创新成果激励以及创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有利于充分发挥人才等创新资源的功能，提升人才的创新能力和就业竞争力。鉴于此，大湾区亟需围绕技术进步层出不穷的新能源、半导体、生物医药等领域，建设国家支撑、市场化运作的产业研究院，由政府提供食宿等基本生活保障，薪酬实行市场化形成机制，鼓励人才自由流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使政府主导的产业研究院成为人才培养的后花园。

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积极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也符合我国对外开放区域结构转型的需要，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具体体现。未来，一是要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在国际贸易、金融和物流方面的优势，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通过深化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加强物流、金融和信息服务等方面的对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高效便捷的贸易通道和金融支持，推动形成新时代全面开放的新格局。二是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能对接和合作。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推动跨境投资和产能转移，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总之，“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粤港澳大湾区需要把握机遇，以敦亲睦邻、协和万邦的文化姿态，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利益结合起来；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的必然要求。